今年“兩會”期間,代表委員有關“廣東高州模式”的討論,引起了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的注意。高州醫院在不要國家一分錢的情況下,醫療事業開展得紅紅火火。由于服務一流、價格低廉,不僅得到了當地百姓的高度好評,而且還迎來了全國各地乃至外籍病人,被人們稱為“百姓醫院”�！案咧菽Ｊ健钡慕涷灳褪恰皫щ姟惫芾�，嚴格落實醫院的各項監督機制，是降低醫藥費用最重要的途徑。

6月29日《中國經濟周刊》

    判斷一種醫改模式的好壞,其實只有一個標準,就看是否真正解決了公眾“看病難”“看病貴”,無疑“神木模式”和“高州模式”都做到了。但比較這兩種模式,我以為“高州模式”更有推廣價值。這是因為“神木模式”需要雄厚的財力來支撐,中國絕大多數縣級財政無此能力,而“高州模式”不僅能破解公立醫院改革困局,其實還能破解整個醫改困局。

    在我看來,“高州模式”不但顛覆了公眾、專家長期對于醫改的共識,而且也顛覆了官方、醫療機構對醫改的認識。長期以來,輿論、專家、官方、醫療機構負責人對“看病難”“看病貴”集體診斷的病因是,公立醫院公益化缺失,政府財政投入不足。例如有專家指出,政府投入只占醫院經常性開支的7%,人員工資、設備購置都靠醫療服務收費解決,導致了“創收”機制,進而認為新醫改成敗的關鍵在于政府加大投入。

    但高州醫院不要國家一分錢,就能做到服務一流、價格低廉,把醫療事業開展得紅紅火火。這說明,之前的“加大投入是醫改成功的關鍵”這一集體共識值得商榷。我以為,“高州模式”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,政府加大投入并不是根治“看病貴”的唯一“解藥”,制度創新其實比財政加大投入更為重要。用高州醫院負責人的話說,“我們的模式,就是以制度管院�！�

    新醫改方案涉及藥品集中采購、集中配送等諸多環節,自然涉及多個政府部門和多個企業,牽扯到大量的人力物力,不僅改革成本相當高,而且很多環節潛伏著暴利和腐敗。而“高州模式”根本就不需要政府投入如此大的監管成本,醫院自己通過“陽光采購”就能避免巨額回扣等灰色收入抬高藥品價格。因此,在我看來,“高州模式”正是中國急切需要的醫改模式,不但要大范圍推廣“高州模式”,還要從“高州模式”中吸收營養完善修改新醫改方案。

    目前,雖然新醫改已在推進,但仍然沒有走出困局,一系列醫藥暴利黑幕的曝光讓人對新醫改前景產生擔憂。在沒有更理想醫改模式可借鑒的情況下,“高州模式”目前是走出醫改困局的一盞“指路燈”。盡管高州醫院稱,完整地復制高州模式是不可能的,但我認為,推廣“高州模式”也不難,既不用政府投入資金,也不用政府在藥品招標、配送環節投入人力物力去監管,只要政府不干預,給予寬松的政策空間就可以了。

    看看高州醫院的紅火景象,再觀察全國其他公立醫院,我們不得不深刻反思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的質問--既然一個地處偏遠山區的縣屬高州醫院,能夠在不取國家一分投入情況下,買進先進設備、建起三幢大樓、辦成平民醫院,那為什么其他地處鬧市區、大城市的公立醫院就非要國家投入呢?公立醫院既有國家給的土地和房屋,又有國家給的設備和品牌,中國有那么多人口,有那么多患者,怎么就不能賺錢呢?